在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案件中，若肇事者未能获得被害方家属出具的谅解书，其量刑问题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根据我国《刑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此类案件的判决并非简单取决于有无谅解书这一单一因素，而是需要综合全案情节进行审慎裁量。

交通肇事罪的基本刑期规定于《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。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，因而发生重大事故，致人死亡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若肇事者有逃逸或其他特别恶劣情节，刑期将提升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若因逃逸致人死亡，则可能面临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可见，法律的基础量刑框架是以肇事行为本身的性质和后果为核心。

谅解书在刑法体系中属于“量刑情节”，而非“定罪要件”。它的法律性质是反映被告人悔罪态度、弥补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一定程度上修复社会关系的重要证据。获得谅解书，特别是伴随经济赔偿并真诚悔罪，法院在量刑时会酌情予以从宽考虑，这体现了刑法中“宽严相济”的刑事政策。反之，在没有谅解书的情况下，意味着被害方的损失与痛苦未得到有效抚平，社会矛盾可能尚未化解，法官在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时会更为严格。

在缺乏谅解书的情形下，具体判多久？这绝非一个固定数字。司法实践中，法院会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评价体系：审查事故责任认定。肇事者负主要或全部责任是入罪前提，责任大小直接影响量刑起点。考察犯罪情节。是否存在无证驾驶、醉驾、毒驾、严重超速、逃逸等法定从重情节。这些情节会显著推高刑罚。再次，评估事后态度。虽无谅解书，但肇事者是否主动报警、保护现场、积极抢救、全力筹措资金进行赔偿，这些积极的悔罪表现仍可能被法庭认定为酌定从轻情节。审视社会影响。事故造成的后果是否特别严重，是否引发重大舆情关注等。

“无谅解书”的状态，更像是关闭了一扇重要的从宽大门，但最终的刑期仍由“犯罪行为的严重性”这把核心标尺来衡量。例如，一个负事故全责、醉驾且逃逸的肇事者，即便事后愿意赔偿但未获谅解，其量刑必然靠近七年甚至更高有期徒刑；而一个负主要责任、无其他恶劣情节、事后全力救助并积极赔偿但因家属情绪未能获得书面谅解的肇事者，其量刑可能在三年左右，甚至存在适用缓刑的极低可能性，但这需要极其严格的审查。

撞死人后没有谅解书，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减刑机会，但判决结果是一个复杂的司法权衡过程。它警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，必须恪守交规，尊重生命。一旦发生悲剧，真诚悔过、全力弥补是应尽之义，而最终的刑罚，将是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法律回应。法律在追求正义的同时，也衡量着修复的可能。